第12章
来金兰第四个月，我的钱开始不够花了。
出国前，我妈给了我一张信用卡副卡，额度二十万人民币。加上爷爷给的五万块存折，一共二十五万。
听起来不少，但算下来其实很紧张。
东南亚联合学院一年的学费是六万人民币，住宿费一万五，生活费每个月三四千。一年下来，至少要十二三万。
二十五万，勉强够两年的开销。但我要在这里读四年本科，加上研究生的话，至少五年。
我不能只靠家里的钱。
这个想法不是突然冒出来的。来金兰之前我就想过，到了这边要自己赚钱。但真正开始行动，是在第四个月——因为我发现自己的银行卡余额已经掉到十五万以下了。
第一个想到的是教中文。
金兰的华人很多，但很多年轻一代已经不太会说中文了。与此同时，随着中国企业在金兰的越来越多，学中文的金兰人也越来越多。
我打印了几张传单，在唐人街的公告栏上贴了。
“中文家教，母语者，标准普通话，每小时十美金。”
十美金，折合人民币七十块钱左右。在金兰，这个价格不算低，但也不算高。
等了三天，没有一个人打电话。
第四天，一个电话打进来了。
“喂，你好，是中文家教吗？”一个女生，普通话带着明显的金兰口音。
“是的，你好。”
“我叫苏婉清，想学中文。方便见面聊一下吗？”
我们约在学校的咖啡厅见面。
苏婉清比我想象的要年轻，看起来十八九岁，瓜子脸，皮肤偏白——在金兰人里算很白的了，眼睛很大，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。
她是金兰国立大学的大一学生，学的是国际贸易。她爸爸是华裔商人，妈妈是金兰人。她从小跟爸爸说中文，但说得不太好——能听懂常对话，但说不流利，读写更差。
“我想把中文学好，”苏婉清说，语速不快，但很认真，“以后想帮爸爸打理生意，他很多客户都是中国人，我中文不好，帮不上忙。”
“你现在的水平怎么样？”
“能听懂大概百分之六十，说大概百分之四十，读百分之二十，写百分之五。”
我笑了：“你这个分析很精准。”
她也笑了：“我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。”
我们约定了每周三次课，每次两小时，每小时十美金。
第一次上课，我准备得很充分。做了PPT，准备了练习题，甚至打印了一篇短文的阅读理解。
但上了半小时我就发现——我的方法不对。
苏婉清不是零基础，她需要的是“强化”和“实战”，不是从头学起。她的主要问题是词汇量不够、语法不扎实、口语不流利。
我把PPT关了，换了一种方式。
“我们聊天吧。”我说，“用中文聊，聊什么都行。遇到你不会说的词，你记下来，课后我们查。遇到语法错误，我纠正你。”
“好。”
于是我们开始聊天。
聊她的家庭、她的学校、她的爱好。她喜欢看电影，喜欢旅行，喜欢研究各国的历史文化。她说她去过十二个国家，大部分在东南亚，也去过一次中国——上海和北京。
“上海很现代，北京很古老，我都喜欢。”她说。
“你最喜欢哪个城市？”
“上海。”她毫不犹豫地说，“外滩的夜景太美了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不来中国读书？”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因为爸爸的生意在金兰，我想留在他身边。”
这句话让我愣了一下。
在国内的时候，我身边的人都拼命想往外跑。去北京、去上海、去国外，越远越好，好像离家越近就越没出息。
但苏婉清不一样。她想留在爸爸身边。
“你和你爸爸关系很好？”我问。
“很好。”她笑了，“我妈妈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去世了，从那以后，我和爸爸就是彼此的全世界。”
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——”
“没关系。”她摇摇头，“都过去很久了。”
那次课结束的时候，苏婉清说：“陆老师，你教得很好。”
“叫我淮安就行。”我说，“我也不是老师，就是学生。”
“好，淮安。”她念这两个字的发音有点怪，像是“淮安”连在一起读成了“桓”，但听起来很可爱。
除了家教，我还找了另一份——在学校的中文角做志愿者。
中文角是学校国际学生办公室搞的一个活动，每周三下午两点到四点，在图书馆的讨论室举行。目的是让学习中文的国际学生有一个练习口语的场所。
我的工作是——跟来参加的人聊天。就这么简单。
来的人不多，每次五到十个，大部分是欧美学生，也有几个东南亚其他国家的。他们的中文水平参差不齐，有的能说完整的句子，有的只会说“你好”和“谢谢”。
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——他们对中国的了解，比我想象的要少得多。
一个法国学生问我：“中国的首都到底是北京还是上海？”
我说：“北京。”
他一脸惊讶：“真的吗？我一直以为是上海。”
一个美国学生问我：“中国人真的吃狗肉吗？”
我说：“一小部分人吃，大部分人不吃。就像法国人吃蜗牛，不是每个法国人都吃。”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有道理。”
一个澳大利亚学生问我：“中国安全吗？我听说中国犯罪率很高。”
我笑了：“中国的犯罪率比澳大利亚低多了。你来过中国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你来一次就知道了。”
这些对话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——在很多外国人眼里，中国是一个既神秘又可怕的地方。他们对中国的了解，大部分来自西方媒体，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，从来都不是客观的。
我不是什么“中国形象大使”，但我觉得，至少我可以跟他们聊聊真实的中国。
不是那个“媒体上的中国”，不是那个“政治课本里的中国”，而是我生活了十八年的中国——有烟火气的、有温度的、有缺点的但也有很多优点的中国。
这份志愿者工作没有工资，但我觉得比家教更有意义。
除了家教和志愿者，我还尝试过其他。
发过传单——站在金边城的十字路口，把广告单塞进路人的手里。一个小时五美金，站了一下午，腿酸得像灌了铅，赚了十五美金。
端过盘子——在一家中餐馆帮忙，每天晚上六点到十点，端菜、擦桌子、洗碗。四个小时十美金，管一顿饭。了三天，老板娘说我“手脚太慢”，把我辞了。
还做过一次翻译——一个中国游客在金边城丢了护照，我陪他去大使馆补办，翻译了两个小时，收了二十美金。
这些，说起来都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。但对一个从小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的人来说，每一步都是突破。
我以前不知道发传单站一天腿会酸，不知道端盘子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不知道跟陌生人沟通要鼓起多大的勇气。
现在我知道了。
这些经历，不值钱，但值钱的是——它们让我知道，我不是什么“天之骄子”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。
一个需要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普通人。
这种感觉，很踏实。
月底算账的时候，我把所有收入加在一起——家教一百二十美金，翻译二十美金，发传单十五美金，端盘子（三天）三十美金，一共一百八十五美金。
折合人民币一千三百块左右。
不多。
但这是自己赚的钱。
每一分都是。
我给打电话，告诉她我赚到钱了。
“赚了多少？”问。
“一百八十五美金。”
“那是多少钱？”
“大概一千三百块人民币。”
在电话那头笑了：“一千三百块就把你高兴成这样？”
“，这是自己赚的。”
“好好好，靠自己赚的，了不起。”的语气像在哄小孩，“淮安真棒。”
我知道是在哄我，但我还是很高兴。
因为这是第一次，有人夸我，不是因为“陆振邦的孙子”，不是因为“成绩好”，而是因为我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。
虽然那件事，只是赚了一千三百块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