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章
来金兰之前，我自认为英语还不错。
高考英语一百三十八分，雅思七分，口语虽然不算流利，但应付常对话应该没问题。
这是我当时的想法。
现实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。
开学第一天，商学院新生见面会。
礼堂里坐了两百多个新生，来自四十多个国家。白人、黑人、黄种人，各种肤色、各种发型、各种穿着，像是联合国开会的缩小版。
院长是个金兰人，姓Somchai，头发花白，精神矍铄，站在台上用英语致辞。他的英语很标准，几乎没有口音，我基本上能听懂百分之九十。
但接下来各个系的负责人上台介绍专业课程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跟不上了。
金融、会计、市场营销、组织行为学、商业统计、微观经济学、宏观经济学……一堆专业术语砸过来，我像在听天书。
更可怕的是Q&A环节。
一个印度学生举手问了一个关于课程设置的问题，他的英语口音很重，语速很快，我只听懂了“sir”和“curriculum”两个词。
院长回答了，用了更多我没听懂的词。
那个印度学生又追问了。
院长又回答了。
全场学生频频点头，有人还在做笔记。
我坐在座位上，像一个被丢进外语听力考试现场的人，每个词都认识，但连在一起就不知道在说什么。
我转头看了一眼张远山。他坐在我旁边，表情和我一样茫然。
“你听懂了多少？”我用中文小声问。
“大概百分之六十。”张远山说，“那个印度人说话，我一句都没听懂。”
“我也是。”
我们俩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绝望。
陈浩坐在我另一边，正在用手机打游戏。他用余光扫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放轻松，开学第一周就是介绍介绍，没什么重要的。”
“你听得懂那个印度人说话？”我问。
“听不懂啊，但我没听。”陈浩理直气壮地说，“听不懂就不听呗，为什么要折磨自己？”
这个逻辑，我竟然无法反驳。
刘阳坐在张远山旁边，全程一言不发，表情平静。散会后我问他听懂了多少，他说：“大概百分之七十。但我需要回去查一些单词。”
刘阳的英语其实不错，词汇量很大，语法也很准确。但他的问题是说话太慢了——他总是在脑子里把句子翻译好了再说出来，所以经常出现三秒钟的沉默，然后才蹦出一句话。
这种沟通方式，在快节奏的对话中很吃亏。
第一个星期，我每天都在经历“文化冲击”和“语言暴击”。
上课听不懂，下课跟国际同学聊天也费劲。食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四个坐在一起，用英语聊天——这是陈浩提议的，说“要多练”。
陈浩的英语口语是最好的，他在国际学校读过两年，发音标准，语速流畅。但他有个毛病，喜欢用俚语，很多词我们本听不懂。
有一次，陈浩讲了一个美式笑话，张远山和我都没听懂，只有刘阳笑了。
“你听懂了？”我问刘阳。
“听懂了。”刘阳点点头。
“那你给我们解释一下。”
刘阳解释了一遍，我和张远山面面相觑——解释之后依然不好笑。
“这就是文化差异。”张远山感叹道，“美国人觉得好笑的东西，我们get不到。”
“不只是文化差异，”我说，“还有语言。同样的笑话，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不好笑了。”
陈浩耸耸肩：“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我刚来的时候也听不懂你们说的中式英语。”
“你说的可是美式英语，我们当然听不懂。”张远山怼他。
我们四个笑成一团。
语言课的第一次测验，我考了全班倒数第十。
成绩发下来的时候，我看着那张试卷，感觉自己这辈子的骄傲都被击碎了。
从小到大，我在任何考试里都没有掉出过前百分之三十。不管是学校考试、竞赛还是雅思，我都是排名靠前的那个。
但在这里，在东南亚联合学院的语言课上，我成了差生。
不是因为我笨，是因为我的英语真的不够好。和那些从小在国际学校读书的同学相比，我的词汇量、阅读速度、写作能力都有明显差距。
尤其是写作。英语学术写作和高考英语作文完全是两码事。高考英语作文只需要写一百二十个词，用几个固定句型就能拿高分。但这里的学术写作，要求你写两千词的论文，要有论点、论据、论证，要有逻辑结构，要引用文献，格式要规范。
我第一次交的论文，被老师批得满篇红。
“论点不清晰，论据不充分，逻辑跳跃，语法错误太多。”老师在评语里写道，“建议你去学校的写作中心寻求帮助。”
我把论文收起来，走出教室，一个人坐在校园的长椅上。
金兰的阳光很烈，晒得人皮肤发烫。
我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影子。
在国内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说我有“语言天赋”。英语成绩好，发音标准，语感不错。我自己也这么觉得。
但现在我才知道，所谓的“语言天赋”，在真正的语言环境中本不值一提。
你能考高分，不代表你能跟人交流。你能听懂BBC，不代表你能听懂一个印度同学的提问。你能写高考作文，不代表你能写学术论文。
差距是全方位的。
“淮安？”
我抬头，是刘阳。
他在我旁边坐下，递给我一瓶水。
“你还好吗？”他问。
“不太好。”我说，“我觉得自己好差。”
刘阳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退学吗？”
“不是因为国内大学没意思？”
“那只是表面原因。”刘阳说，“真正的原因是，我觉得自己太差了。高考考砸了，去了一个自己看不起的学校，周围的人都混子，我跟着混了一年，忽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了。那种感觉……很可怕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我想，与其在一个烂地方当鸡头，不如去一个好地方当凤尾。至少凤尾还有机会变成凤头，鸡头永远是鸡头。”
我看着刘阳，忽然觉得这个四川男生，比我想象的要强大得多。
“谢谢你，刘阳。”我说。
“谢什么，都是兄弟。”他站起来，“走吧，该去上下一节课了。”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“恶补”英语。
每天早上提前一个小时起床，背单词、读文章。上课的时候强迫自己举手发言——虽然每次说话之前都要在心里排练三遍。课后去写作中心，让老师帮我改论文。
晚上回到宿舍，我会看美剧，不带字幕的那种。一开始只能听懂百分之六十，后来慢慢能听懂百分之七十、八十。
陈浩成了我的“口语陪练”。这家伙话多，跟他聊天不需要找话题，他一个人就能说半个小时。我只需要听着，偶尔回应几句，不知不觉中口语就进步了。
有一次，陈浩问我：“淮安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？”
“因为我不想当差生。”
“你不差，你只是需要时间。”陈浩难得正经地说，“语言这种东西，就是时间的问题。你泡在这个环境里，迟早会学会的。就像我泡在金兰的街头，迟早会学会金兰语一样。”
“你在学金兰语？”
“当然！‘你好’是‘suesday’，‘谢谢’是‘au kun’，多少钱是‘thlai bonman’——不对，我发音可能不对。”
我被他的发音逗笑了。
陈浩说得对。语言就是时间的问题。
开学两个月后，我的英语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。
上课能听懂百分之九十了，虽然偶尔还会遇到不认识的单词，但可以通过上下文猜出来。跟同学聊天也不那么费劲了，虽然还是会说错，但至少敢说了。
期中考试，我的语言课成绩从倒数第十提到了中等偏上。
写作依然是我的弱项，但老师说我“有明显的进步”。
拿到成绩单的那天，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。
是接的。
“，我英语进步了。”
“好，好，”在电话那头笑了，“淮安真棒。”
“，您身体还好吗？”
“好着呢，你爷爷也好，你别担心。”
“我爸我妈呢？”
“都忙，你妈最近在评正教授，天天写论文。你爸出差了，去北京开会。”
“，我想您了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也想你。淮安，你在那边好好的，别太累了。你爷爷说了，身体是第一位的，本事是第二位的。”
我笑了。爷爷以前说的是“身体和本事是唯二靠得住的东西”，到嘴里就变成了“身体第一，本事第二”。
“，我知道了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宿舍的床上，看着窗外的金兰夜空。
和两个月前相比，天还是那片天，星星还是那些星星。
但我变了。
我不再害怕听不懂别人说话，不再害怕说错话，不再害怕自己是“差生”。
因为我明白了——成长的第一步，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