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

对于我的家人而言，他们觉得这个问题本不重要。在陆家，在周家，在这样一个家庭里，你要走的路已经被安排好了。你只需要按照既定的轨道跑下去，跑得快一点，稳一点，别掉队，别出岔子，就够了。

高考考上名校，本科毕业后出国读研，回国后要么进体制内走仕途，要么进央企走商路，三十岁之前结婚，对象最好是门当户对的，生两个孩子，一儿一女最好，继续把这个家庭的光环传递下去。

这就是他们给我画的路线图。

不是我猜的，是我亲耳听到的。

十岁那年，爷爷过七十大寿，家里来了很多人。酒过三巡，我爸和我叔叔陆建军在阳台上抽烟聊天，我路过的时候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

“哥，淮安这孩子我从小看着长大，有股子劲儿，好好培养，将来比你我有出息。”叔叔那时候已经提了副厅，说话做事比他哥更圆滑。

“出息什么出息，还小呢，谁知道将来怎么样。”我爸嘴上谦虚，但我看到他嘴角微微上扬了。

“我跟你讲，哥，淮安的教育问题要重视。我跟省教委的老赵关系不错，到时候上省实验的事我来安排。初中毕业直接送北京，人大附中那边我有同学——”

“建军，他才十岁，你这也想得太远了。”

“不远，哥，教育要从娃娃抓起，咱们这种家庭——”

他们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，但“咱们这种家庭”这五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我的脑子里。

咱们这种家庭。

这四个字，从那天起，成了我前半生最大的枷锁。

我努力，我优秀，我让所有人满意，但我从来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。我只是在完成一个又一个别人给我设定的目标，像是在一条看不见终点的跑道上一直跑一直跑，跑到筋疲力尽也不能停下来，因为身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你。

有句话说得好——有的人出生在罗马，有的人出生在去罗马的路上。而我的问题是，我出生在终点线上，但我不知道终点线到底是谁画的。

但我真正开始反抗，是在十四岁那年。

那一年我初二，在省实验中学读书，成绩稳在年级前十，钢琴过了八级，数学竞赛拿过省二等奖，英语口语全市第三。

用我妈的话说，“这孩子目前来看，发展势头良好”。

用我爸的话说，“还行”。

用我爷爷的话说，“淮安不错，但离真正的优秀还有距离”。

所有人都满意，但所有人都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。因为在“咱们这种家庭”，优秀是标配，平庸才是问题。

那年暑假，我妈给我报了一个英语夏令营，在北京某所高校里封闭培训两周。临行前她给了我一张信用卡，副卡，主卡在她手里。

“淮安，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，有事给妈妈打电话。”

我说好。

到了北京，我住进学生宿舍，六人间，上下铺。室友来自全国各地，有北京本地的，有上海的，有东北的，还有两个跟我一样从外省来的。

第一天晚上，大家躺在床上聊天。北京本地的那个男孩叫张扬，家里做生意的，性格开朗得有点过分。他问我是哪儿的，我说我是从南方来的。

“南方哪儿？”

“南城。”

“南城？没听说过，是哪个省的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第一次意识到“南城”这个说法在外面本没人知道。在我们那个圈子里，大家说起自己的城市，都说“省城”或者直接说“南城”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南城是哪个省的省会。但外面的人不知道。

“就是江南省的那个南城，”我说，“省会的那个。”

“哦哦，江南省我知道，南城也知道，就是没反应过来。”张扬大大咧咧地说，“对了，你爸妈什么的？”

这个问题让我突然警觉起来。在老家，我从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。但在北京，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，我需要重新思考怎么介绍自己。

“我妈是大学老师，我爸在机关工作。”我斟酌着用词。

“哦，知识分子家庭啊，难怪成绩这么好。”张扬没再追问。

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不是因为床板硬，而是因为一种奇怪的感觉——我好像脱掉了一件穿了十四年的外套。

在这里，没人知道我爷爷是谁，没人知道我爸爸是处长，没人管我叔叔在哪个部门。我就是陆淮安，一个从江南省来的十四岁男生，英语还行，数学凑合，钢琴八级，仅此而已。

这种感觉很好。

好到我开始质疑——那件我穿了十四年的外套，真的是必要的吗？

夏令营结束后我回到南城，整个人都变了。不是变坏，是变得沉默，变得爱思考，变得开始问一些以前从不会问的问题。

“妈，我为什么要学钢琴？”

“因为你学钢琴对升学有帮助。”

“那我喜欢钢琴吗？”

我妈停下了手里的活，看了我一眼，像是第一次发现她儿子会问这种问题。“你喜欢不喜欢重要吗？重要的是有用。”

“那我不喜欢呢？”

“陆淮安，你是在跟我抬杠吗？”

我闭嘴了。但在闭嘴的那一瞬间，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——一种叫做“自我”的东西，正在十四岁的身体里野蛮生长。

高中我选择住校。

这个决定在家里引起了轩然。我妈第一个反对，理由很充分：“你从来没住过校，集体生活你不适应。再说，家里离学校开车才二十分钟，你住什么校？”

我爸态度暧昧，没说支持也没说反对。但我看得出来，他觉得住不住校无所谓，反正“咱们这种家庭”的孩子，怎么都不会差。

我爷爷知道后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让他去。男孩子，出去锻炼锻炼也好。”

于是我就去了。

南城一中是全省最好的高中，住校生占三分之一。我被分到男生宿舍楼三层，306室，四人间。

开学那天，我爸开车送我到学校。他把行李箱扛上三楼，看了看宿舍的环境——四张铁架床，四个铁皮柜，一张公用的书桌，窗户外面是一棵老槐树——然后皱了皱眉。

“条件一般。”他说。

“挺好的。”我说。

我爸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“有事打电话。”

他走了之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床板上，看着空荡荡的宿舍，忽然觉得有点害怕。

不是因为孤独，是因为我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——我不知道怎么跟同龄人相处。

十四年来，我的社交圈一直是被筛选过的。小时候在机关家属院，邻居家的孩子都是跟我差不多家庭背景的。上学后在一个班里的，要么是成绩好的，要么是家里有关系的。我从来没有和“普通人”的孩子真正相处过。

不是因为我看不起他们，而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开始。

我在家里学会了怎么跟长辈敬酒，怎么在饭桌上说场面话，怎么在大人们的注视下表现得体面大方。但没人教过我，怎么跟室友说“嘿，今晚一起打篮球呗”。

这种社交能力的缺失，在接下来的三年里，给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痛苦。

我的三个室友，性格各异，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。

上铺靠窗的叫王浩，来自南城下辖的一个县城，父母都是普通工人。他成绩极好，中考全县第一，考进南城一中靠的是实打实的分数。他沉默寡言，不太爱说话，但做起事来很靠谱。

我对面的床铺属于孙磊，南城本地人，父亲是某国企的中层，家里条件不错。他性格开朗，爱打篮球，爱玩游戏，成绩中等偏上，是那种很典型的普通高中生。

还有一个是赵一鸣，外号“赵公子”，家里做生意，具体做什么没人说得清楚。他花钱大手大脚，开学第一天就在宿舍里摆了一台笔记本电脑——在2008年，高中生有笔记本电脑是一件很稀奇的事。

四个人，四种性格，四种成长背景，被塞进了同一间二十平米的房间。

前两周还算太平。大家客客气气的，上课一起去，吃饭一起去，晚上熄灯后聊几句有的没的。我觉得集体生活也没那么难嘛。

第三周，问题来了。

那天晚上十点半熄灯，我躺在床上看书——一本英文原版的《老人与海》，我妈让我看的。看到十一点，王浩翻了个身，说：“淮安，能关灯吗？明天还要早起。”

我看了看手表，十一点，确实不早了。但我觉得十一点看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随口说了句：“再等一下，马上就看完这一章了。”

王浩没再说话。

但我感觉到宿舍里的气氛变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王浩第一个起床，洗漱完就走了，没等我。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，我们一直都是四个人一起走的。

中午在食堂，我端着餐盘想坐到王浩旁边，他看了我一眼，端着自己的餐盘换了个位置。

我当时就懵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