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9章

平川县公安局的审讯楼里，三间审讯室同时开启，邢晓君、俞若金、还有尚未落网的吴仁生，成为了这起毒案的核心突破点。

俞若金的审讯室里，灯光冷白，照在他脸上，显得格外阴沉，他坐在审讯椅上，双手被铐在扶手上，头埋得很低，手指不停地绞在一起，面对审讯员的提问，始终沉默不语，试图用沉默来对抗审讯。

周正言推门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叠物证照片，放在俞若金面前的桌子上，照片里是刘家庄的饲养院、滇南红头蜈蚣、肾上腺素缓释剂、交易笔记，还有邢晓君的指纹。

“俞若金，别装了，所有证据都摆在这儿了，你饲养滇南红头蜈蚣，非法买卖稀有毒虫，还配合邢晓君制作人工具，害死陶明礼，这些事你抵赖不了。”

俞若金抬起头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，嘴唇动了动，却还是没说话。

“你以为你不说，我们就查不到了吗？”周正言拿起交易笔记的照片，手指点着上面的字迹，“这是你用隐形笔写的交易记录，上面清楚地写着你和邢晓君的交易细节，8万块，两只滇南红头蜈蚣，还有诱导剂和缓释剂，交易地点北郊老纺织厂，交易时间10月25晚9点，这些都是你亲手写的，抵赖有用吗？”

“饲养院的饲养箱壁上，有你和邢晓君的指纹，塑料盒里也有她的隐形指纹，你给她的缓释剂，和陶明礼咬痕处、毒虫尸体体内的试剂完全一致，你从邢晓君那里拿的3万尾款，还在你的口袋里，这些物证，环环相扣，你觉得你能跑掉吗？”

周正言的声音沉稳，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，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锤子，敲在俞若金的心理防线上。

他顿了顿，拿起一张云南昆虫研究所失窃案的资料照片，放在俞若金面前：“2006年，云南昆虫研究所失窃了三只滇南红头蜈蚣种虫，当时的嫌疑人之一就是你，你买通了研究所的临时工吴仁生，偷了种虫，然后在云南边境私下饲养繁殖，这几年一直在黑市上倒卖稀有毒虫，赚了不少黑心钱，我说的对吗？”

这句话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稻草，俞若金的肩膀猛地垮了下来，头埋得更低，肩膀微微颤抖，沉默了几分钟，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：“我说……我全说……”

俞若金的供述，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这起毒案背后的毒源之谜，也揭开了2006年云南昆虫研究所失窃案的真相。

1998年，俞若金从河南信阳来到云南边境，靠着倒卖山货为生，偶然间接触到了稀有昆虫交易，发现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，便开始铤而走险，私下收购、倒卖稀有昆虫，卖给全国各地的爬虫爱好者和黑市买家。

2006年，他听说云南昆虫研究所饲养着滇南红头蜈蚣这种剧毒稀有蜈蚣，在黑市上价格极高，便动了歪心思。他通过熟人介绍，认识了在研究所当临时工的吴仁生，当时吴仁生欠了几十万赌债，被债主得走投无路。俞若金找到他，开出十万块的价格，让他偷出三只滇南红头蜈蚣种虫，吴仁生抵挡不住诱惑，趁夜撬开了研究所的饲养室，偷出了种虫，交给俞若金，然后拿着十万块钱，连夜逃离了云南，从此销声匿迹。

俞若金拿到种虫后，在云南边境的深山里搭建了临时饲养棚，靠着多年的昆虫饲养经验，慢慢摸索滇南红头蜈蚣的饲养方法。这种蜈蚣对环境要求极高，温度要控制在25-28℃，湿度80%-90%，食物还要是新鲜的黄粉虫和蚯蚓，前两年死了不少，直到第三年，才成功繁殖出第一窝幼虫，慢慢积累了数量。

2010年，俞若金因为在云南边境倒卖稀有毒虫被警方盯上，无奈之下，只能带着几只蜈蚣种虫，逃离云南，来到平川县，表面上做建材生意，实则继续在南郊刘家庄搭建饲养院，私下饲养、倒卖滇南红头蜈蚣，靠着之前积累的黑市渠道，生意一直不错。

今年8月，俞若金通过邢振国的老部下张涛，认识了邢晓君。张涛是振国房地产公司的老员工，跟着邢振国了十几年，公司破产后，一直跟着俞若金混饭吃，知道他有稀有毒虫的渠道。邢振国被查出胰腺癌晚期后，邢晓君找到张涛，让他帮忙找能“快速止痛”的偏方，张涛便将俞若金介绍给了她。

第一次见面是在平川县的一家茶楼，邢晓君没有绕弯子，直接告诉俞若金，她要了自己的姐夫陶明礼，想用滇南红头蜈蚣，要求精准致死，还不能留下痕迹，并且愿意出高价。

“她当时戴着口罩，说话很冷静，一看就是有备而来，还说她是毒理专业的，懂行，让我配合她调配诱导剂和缓释剂。”俞若金回忆着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后怕，“我一开始不敢答应，这是人啊，可她出了八万，还先付了五万定金，更重要的是，她说只要陶明礼一死，吴仁生没了靠山，很快就会被债主撕碎——她帮我除掉这个生意上的死敌，我才答应的。”

邢晓君的专业知识，让俞若金感到惊讶。她不仅清楚滇南红头蜈蚣的毒性和饲养习性，还能精准说出肾上腺素缓释剂的配比，甚至亲自去刘家庄的饲养院，亲手调试缓释剂，要求将蜈蚣用川芎粉末驯化半个月，形成牢固的气味趋化，只对川芎和独活的气味有反应，还要求蜈蚣在燥环境下至少能活3小时，足够等到陶明礼凌晨捣药。

“她还跟我说，陶明礼每天凌晨五点必捣药，必用川芎和独活，诊所后门有备用钥匙，她能进去，还知道陶明礼10月25晚上要去北郊老纺织厂出诊，让我把蜈蚣和试剂准备好，晚上9点在老纺织厂交易。”俞若金说，“我按她的要求，选了两只体型最大、毒性最强的成体蜈蚣，注射了她调试的缓释剂，喂了半个月的川芎粉末，然后装在黄铜机关盒里，在老纺织厂和她交易，她当场付了3万尾款，拿着蜈蚣就走了。”

“我跟她说，蜈蚣咬人后会毒液耗尽加脱水死亡，让她案发后赶紧去诊所回收尸体，用浓硫酸销毁，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证据，可她后来跟我说，警方封了现场，她本靠近不了，蜈蚣尸体留在了现场。”俞若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抱怨，“我知道后就慌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准备跑路，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抓到了。”

“吴仁生在哪里？”周正言追问，这是解开云南失窃案的关键，也是完善物证链的重要一环。

“他在平川县，城南的为民旅馆，房间号302。”俞若金没有犹豫，直接交代，“今年9月，我联系到他，说我这边的蜈蚣繁殖得不好，让他从云南弄一只成体蜈蚣过来，给他五万块，他就来了，一直在为民旅馆住着，等着我给他结钱，他不知道我用蜈蚣人，只以为我是倒卖的。”

得到吴仁生的藏身地点后，周正言立刻下令，让董磊带着队员前往为民旅馆实施抓捕。为民旅馆是一家廉价小旅馆，坐落在城南的巷子里，环境简陋，人员复杂。队员们赶到时，吴仁生还在房间里睡觉，听到敲门声，以为是服务员，开门后看到警察，瞬间吓得瘫坐在地上，没有任何反抗，就被带回了公安局。

吴仁生今年四十五岁，云南昭通人，头发花白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眼神里满是疲惫和惶恐。面对审讯，他没有丝毫抵抗，很快就交代了2006年云南昆虫研究所种虫的事实，还有今年帮俞若金从云南弄蜈蚣的经过。

“2006年，我在云南昆虫研究所当临时工，负责饲养昆虫，欠了三十多万赌债，债主天天上门债，俞若金找到我，说给我十万，让我偷三只滇南红头蜈蚣种虫，我走投无路，就答应了。”吴仁生哭着说，“偷了种虫后，我拿着十万块钱，跑回了老家，躲了几年，赌债还完了，就四处打零工，今年9月，俞若金找到我，说给我五万，让我从云南弄一只滇南红头蜈蚣过来，我想着能赚点钱，就答应了，从云南边境的一个山民手里买了一只成体蜈蚣，坐火车带到了平川县，一直在为民旅馆等着他结钱，我真的不知道他用蜈蚣人，要是知道，我死也不会帮他的。”

吴仁生还交代，俞若金在云南边境有固定的山民，专门帮他捕捉稀有毒虫，这次他带来的蜈蚣，就是从的山民手里买的，而俞若金饲养的蜈蚣，都是2006年失窃的三只种虫繁殖的后代，因为饲养环境不如云南深山，繁殖率不高，所以才让他从云南弄新的蜈蚣过来。

技术队对俞若金的饲养院和吴仁生带来的蜈蚣进行了DNA检测，确认吴仁生带来的蜈蚣与2006年失窃的种虫DNA一致，俞若金饲养的蜈蚣也是种虫的后代，与陶明礼案发现场的毒虫DNA完全匹配，所有的毒源线索，都彻底闭环。

为了确认邢振国是否知情，周正言特意来到邢家，对邢振国进行了询问。邢家的别墅里，一片死寂，邢振国躺在卧室的床上，脸色比之前更加蜡黄，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，身边的床头柜上，放着一堆药瓶，还有一张医生开具的病危通知书。看到周正言进来，邢振国挣扎着想要坐起来，却被护士按住了。他看着周正言，眼里满是悔恨和泪水，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哼：“周队长……我错了……我没管好女儿……”

“你知道邢晓君买蜈蚣的目的吗？知道她要陶明礼吗？”周正言坐在床边，轻声问道。

邢振国摇了摇头，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，打湿了枕巾：“她跟我说……买蜈蚣是为了给我治病……说老中医介绍的偏方……蜈蚣的毒液能以毒攻毒……缓解癌症的疼痛……我信了……就给了她五万块……那是我最后的积蓄……我真的不知道她要用来人……要是知道……我拼了这条老命……也会阻止她的……”

“陶明礼宣判那天，她跟我说陶明礼放鞭炮，羞辱我们家，她恨陶明礼，说要让他付出代价，我只以为她是说说气话……没想到她真的会这么做……”邢振国剧烈地咳嗽起来，护士赶紧给他喂了水，他喘了半天气，才继续说，“是我对不起她……是我没本事……没救了晓玲……还让她跟着我受委屈……公司破产……我又得了癌症……她心里的恨……越积越深……才走到今天这一步……都是我的错……”

法医对邢振国的身体状况进行了专业鉴定，确认他确实是胰腺癌晚期，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，每需要依靠强效止痛药和营养液维持生命，身体极度虚弱，本没有精力参与作案，且通过调取邢振国的通话记录、行踪轨迹和监控录像，确认他案发前后从未接触过俞若金，也未去过诊所和北郊老纺织厂，确实对邢晓君的作案计划一无所知。

“邢振国虽不知情，但作为父亲，对女儿的负面情绪疏于引导和管教，间接促成了这起案件的发生，但因其身患绝症，且无任何作案行为，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，由其家属和医护人员监管。”周正言在调查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结论，心里却没有丝毫轻松。一个癌症晚期的老人，看着女儿走上犯罪的道路，自己却无能为力，这或许是对他最大的惩罚。

审讯楼里，邢晓君的审讯室始终保持着安静。她坐在审讯椅上，双手被铐在扶手上，头发垂下来，遮住了半边脸，神情平静，没有丝毫慌乱，仿佛早已做好了准备。周正言推门走进来，坐在她对面的审讯桌前，看着她，轻声说：“邢晓君，俞若金和吴仁生都已经交代了，所有的物证都已经找到，你的作案过程，我们已经基本了解，现在，说说你的故事吧。”

邢晓君抬起头，眼睛红肿，却没有眼泪，目光平静地看着周正言，沉默了几秒，缓缓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却字字清晰：“我恨陶明礼……从姐姐去世的那天起……从他在爸宣判那天放鞭炮的那一刻起……这份恨，就刻在我心里了……”

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却带着一股深入骨髓的寒意，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，却又字字句句都透着刻骨的仇恨。周正言没有打断她，只是静静地听着，看着这个被仇恨吞噬的女人，一点点揭开自己内心的伤疤，也一点点还原这起毒案的全部真相。

窗外，天色阴沉，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，敲打着窗户，发出轻微的声响，像是在为这场因仇恨而起的悲剧，奏响一曲悲伤的挽歌。而审讯室里的讲述，才刚刚开始，那些被仇恨掩盖的过往，那些不为人知的痛苦，那些一步步走向深渊的选择，都将在这一刻，一一揭开。